英國獨立報

記者：Adam Forrest

日期：2018年8月16日

巴布亞新幾內亞的一位婦女在村莊裡的公共水龍頭處進行清潔洗刷（圖片：WaterAid/Tom Greenwood）

自1961年有記錄以來，英國今年經歷了一個最乾旱的初夏，但仍然是有足夠的安全飲用水供應的。

然而，並不是世界各地的所有人都這麼幸運的。慈善機構WaterAid（「水援助」）表示，儘管地方降水量充足，但今年仍將有數百萬人缺乏飲用水。

該組織警告說，氣候變化令水資源越來越不穩定，帶來的影響深遠。某些地區的水災越來越頻密，污染了之前安全的水源。

非洲的巴布亞新幾內亞、塞拉利昂和利比里亞每年的平均降雨量是英國降雨量的兩倍，然而，在這些國家中，至少有三分之一的人口缺乏乾淨的飲用水。

在巴布亞新幾內亞，海平面的上升和極端天氣污染了地下水源，而且問題變得越來越嚴重。

在家附近無法取得乾淨飲用水的人數已增加到480萬人了——佔該國總人口的63%。

水資源安全和氣候變化的高級政策分析師Jonathan Farr表示：「對於大多數的人來說，沒有乾淨的飲用水並不是因為雨水不夠。」

 「全世界九分之一的人口，即8.44億人，他們家附近沒有潔淨水通常是因為基礎設備方面的投資不足，以至於不能有效地收集、儲存、處理，並以管道輸送雨水。」

一些國家仍然擁有大量的地下水儲備，但卻苦於缺乏資金來建設所需的基礎設施，以提供可靠又安全的飲用水。

 「2015年的時候，世界各國的領導人承諾會在2030年前為所有人提供安全的飲用水和廁所，」 Farr先生說，「今年7月，在紐約的一個高峰會上，他們重申了這一承諾；現在，是採取行動的時候了。」

今年早些時候，WaterAid的一份報告顯示，世界上60%的人口生活在缺水地區。該慈善機構估計，每年約有289,000名五歲以下的兒童因食水和環境衛生引起的腹瀉而死亡。

英文原文：

https://www.independent.co.uk/environment/rainfall-uk-climate-change-pap...

2018年8月30日

來源：Global Health NOW

筆者：JACQUELINE FLYNN

開普敦居民在當地的高山泉水（Highlands Spring）據點取水。圖片：Jacqueline Flynn。南非，2018。

肩膀上掛著十幾個空盪盪的塑膠水瓶，Rukayah Salie匆匆地穿過一條繁忙的街道，加入一群口渴的開普敦人的隊伍，等待著從路邊的水龍頭處取一些免費的、乾淨的食用水。這是南非開普敦（Cape Town）附近的城鎮Muizenberg。

 「這邊的水味道最好，」她說。「而且比開車到另一個山泉點更快，特別是在齋戒期間。我只用這邊的水來煮食和飲用。」

Salie在過去的6個月，一直都是每週來這個山泉點一次——自從開普敦因面對一個世紀以來的最大乾旱而實施制水以來。

今天，開普敦在水資源保護方面取得了令世人矚目的進步——當中像Salie這樣的居民可說是功不可沒。他們改變了日常用水習慣，通過取山泉水，或者使用洗手消毒液來代替肥皂和水——小小的改變帶來巨大的效果。

早在2018年1月，開普敦的水危機成為了世界頭條，該城市意識到它可能要面對「零水日」——城市的水龍頭將被逼關上，居民將不得不前往預設的水分配據點來領取每日用水量。隨著政府逐步發布應對細節，驚呆了的開普敦人開始意識到他們過去十年一直漠視的水威脅原來是真實的：經過連續3年的降雨量嚴重不足後，他們快要沒水可喝可用了！

2018年1月1 日，該市宣布了正式的用水限制：全省每天用水量限於4.5億公升；採取6級制水措施，每戶每天的家庭用水量限於50公升。六個多月後，開普敦市發布招標建設3坐緊急海水淡化廠，並減少農業用水量60%。該市籌集資金用來研究節水和採水的技術，以及研究水源多樣化的可能性——旨在降低對該市日益減少的水庫水作為主要水源的依賴。

在探討該危機根源的過程中，出現了一場陰暗骯髒的指責遊戲；當局政府被指責未能預測情況，而受到重大的政治影響。開普敦的主要官員，本來應該就未來的乾旱氣候做出規劃，但當危機比大家預期的來得早的時候，他們被殺得措手不及。他們突然不得不趕緊想出一個更有迫切需要的解決方案。

雖然非洲南部的形勢極其嚴峻，但是，開普敦並不是唯一面對水危機的城市。2018年2月1日，英國廣播公司新聞（BBC News）就報導了一項研究表明，到2040年，全世界將有11個主要城市會耗盡飲用水；倫敦、東京和邁阿密是這些全球熱門地區中的其中3個。事實是，現在全球就有三分之二的人口每年至少一個月是生活在乾旱天氣中。洛杉磯也正面臨著該區歷史上最嚴重的乾旱之一。乾旱是一個全球性的問題！

 「這不是一個別人的問題，因為這正在成為每個人的問題，」為ABC和CNN報導水危機問題的南非電影製片人Chris Kets指出。

但這場危機也帶來了一些意想不到的好處：像Salie這些居民，他們並不僅僅是因為制水或者全球水威脅而跑去取山泉水。一場用水習慣運動已經席捲了該區，使當地人永遠地改變了他們對水的看法。許多人會承認，他們要等到頻臨失去水源的時候才改變了他們的觀點。在每個街角、每個公共浴室、每個店面，都出現了「擊敗零水日」的海報，不斷地提醒著大家這危機的嚴重性。

 「有時候，要考慮到人們的情感，」開普敦市的水與環境衛生部的Johannes Prins先生表示。「這不只是關於提供資訊給大家；是要幫助大家來理解這些資訊，以及幫助他們來明白他們需要改變的原因。」

居民在Springs Way不受管制的臨時水源處取水。

圖片：Jacqueline Flynn。2018年，南非。

許多居民都認真地對待這危機，他們努力地去通過不同渠道去取水，例如天然山泉水或收集雨水。但也有一些居民，包括了當地的一位水權社運家、作家和博主Helen Moffett（海倫·莫菲特），長期以來一直倡導明智用水的生活方式。

 「我是在Karoo長大的。在那裡，我們從來沒有可依賴的水源。我一直都很重視節約用水和重新用水。在公佈零水日之前，我的朋友經常取笑我；但現在，他們則紛紛向我求助。」Moffett說道。

屬於中產階級的Moffett位於Noordhoek（諾德霍克）的房子幾乎完全不需要政府的供水服務。他們珍惜每一滴水。走進她家，可以看到房子的每個角落都放著水桶。她不用標準的淋浴設施，而是利用噴殺蟲劑的泵來製造一個強力的噴灑器，大大減少了清洗所需的水量。她甚至每次離家的時候都會隨身帶上一個裝有5公升水的水壺，這樣她就不會留下她稱之為「水足跡」的痕跡——相當於現在常見的「碳足跡」的概念。

她說：「我會把它帶去朋友家裡用來冲廁所。如果我去餐廳，而他們已經有重複用水的話，那我就會把水壺放在旁邊，讓其他人拿回家用。」

另一位奉行明智用水的開普敦人是名廚和有機城市農業提倡者Justin Bonello，他一直在宣傳市民可持續用水的責任。Bonello的房子除了用來做個人用途外，同時也用於發展其烹飪和可持續性城市生活的事業。他重新設計了他的房子，令一滴水也不會被浪費掉。

 「我在設計房子的時候，嘗試模仿森林的地面，以減少水被沖掉、流失掉；我從沒發生過沒水用的情況，即使是在乾旱季節。」在旱情期間，他的雨水箱也能一直保持在水量充足的狀態；他表示這足以證明，即使是有旱情發生，他的節水技術還是可以維持食物和水的供應的。

Moffett和Bonello他們會上電視和電台節目去做宣傳，提醒人們該次危機的嚴重性，並分享他們日常的生活方式和習慣，鼓勵人們在生活中做出小小的改變——他們並視這些倡議活動為自己的事業。Moffett的著作，《101種明智用水的方法（101 Water Wise Ways）》，裡面就有很多例子，告訴大家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做出一些簡單的改變。

Moffett認為，提供獎勵措施可以大大提高行為改變的機會。她通過向大家展示簡單的變化如何對他們的用水產生可觀的影響，讓人們感覺他們已取得很大的成功；這使Moffett成為了當地的名人。

儘管開普敦在過去幾年面對各種起伏，但這次的水危機的最大教訓可能是人們迫切需要認真對待明智用水運動。沒有人可以逃得掉旱災。但是，如果開普敦向我們展示了些什麼東西的話，可能就是：小小的改變實際上可以帶來很大的效果。我們面對的真正的挑戰並不在日常生活的改變，而是讓人們認真聆聽來做出改變。

正如Helen Moffett在她的博客上寫道的那樣：「事實是，我們許多人都已經意識到這真的是新的常態——我們永遠不會再假設，我們要用水的時候，水就會從水龍頭裡隨時流出來。我在每個地方都看到了小小的改變。」

英文原文：

https://pulitzercenter.org/reporting/how-cape-town-defeated-day-zero-now

早前，環保署向立法會提交的垃圾徵費方案，今日（11月16日）食環署職工權益工會、全球化監察等一共16個民團和工會發表聯署聲明反對政府垃圾徵費方案。出席團體批評徵費方案把減廢責任推卸市民，配套不足令市民無所適從，亦造成前線清潔工的負荷大增。

團體批政府方案劫貧濟富　違背「污者自負」原則

香港回歸後人口增加過百萬，家居廢物卻不升反降，然而工商業廢物於2000至2016年間由1795公噸倍增至3954公噸，令棄置於堆填區的固體廢物總量按年上升。

公屋被逼遷戶關注組代表黎治甫亦表示，不少基層街坊需要長期護理家人無可避免會製造出一些醫療垃圾，例如成人尿片等。「本身基層要照顧屋企嘅病人已經好大負擔，垃圾徵費更令佢哋百上加斤。」

過往徵費成效差　垃圾徵費成效成疑

數據顯示，政府過往就亂拋垃圾、棄置建築廢料及使用膠袋推行懲罰性徵費均未能達到減廢的預期效果。建築廢物徵費亦成效不彰，調高收費雖減少了堆填區棄置量，卻令非法傾倒情況嚴重，投訴個案由2006年的3242宗增至2016年的7014宗。而膠袋徵費在2009年實施後，但2016年的背心膠袋入口量創下八年新高。李美笑認為以往數據可見懲罰性徵費對減廢無效，「連黃錦星都承認徵費方案旨在改變市民行為，但成效卻無從估計。」

在缺乏資源和政策配合的情況下，強推垃圾徵費只會令市民為逃避徵費而違法棄置垃圾，而私營垃圾收集商將廢物棄置於堆填區的亦會由原本免費變成每公噸須繳付 365 元，在市區廢物轉運站棄置更要每公噸繳付 395 元，料令違法棄置的問題加劇，招惹蚊蟲鼠患，影響環境衞生。

「三無」住戶無配套　街道垃圾料更嚴重

現時香港有其實在大部分住宅樓宇中，尤其在無法團、物業管理和居民組織的「三無」大廈，政府均難以實行按量收費，多數情況下只能要求所有住戶劃一攤分費用，因此無法真正誘導市民減廢或分類垃圾。

再者，「三無」大廈的住戶一般沒有清潔工收垃圾，住戶只能把家居垃圾棄置在街道或垃圾桶旁。社區前進幹事李國權表示，「依家已經成日收到街坊投訴，話街道垃圾、老鼠問題好嚴重。佢哋好擔心政府喺冇配套下硬推徵費方案，住喺劏房嘅基層市民根本冇空間做分類回收，只會令街道垃圾問題更嚴重。」

私樓需額外購大垃圾袋　管理費恐大增

 

有業主擔心方案實施後難以執法。富嘉花園業主立案法團主席何太指「假設業主不依法，咁我哋可以點處理呢？一個屋苑有800幾戶應該點管理呢？安裝閉路電視又是否可以捉到佢哋呢？」

政府現時要求有垃圾槽的屋苑購買240公升或660公升的大垃圾袋，何太亦擔心將來會大幅增加管理費，「以我屋苑為例，將來可能一日要付一千五百多元來買大膠袋，即是一個月可能要收多四萬幾。政府又冇澄清業主洗唔洗自己買膠袋，隨時向我哋雙重徵費。」

清潔服務業職工會幹事杜振豪發言指，去年曾寫信詢問環境署和食環署有否配套或增聘人手，當時政府僅回覆將會給工友指引及培訓，對現時政府欲推垃圾徵費感到愕然。「以為政府一直hold住唔做係諗住解決（清潔工的工作量）問題，但到而家公佈咗其實都冇回應過我哋訴求。徵費方案明顯對清潔工有好大影響，但過程中從來冇徵詢過工會同工友意見。」

他又批評黃錦星近日的「火車頭論」是語言藝術，「垃圾徵費唔係火車頭，政府先係火車頭啊嘛。政府應該要諗好配套，工人清楚點做先上個法案。」

參考外地經驗 實行生產者責任制

全球化監察代表指出政府其實沒有善用過往膠袋徵費的稅收，質疑政府推行垃圾徵費並沒有計劃「專款專用」：「我哋向商舖了解時先發現，佢哋幫政府收左膠袋費之後根本唔知點入帳，錢一直都係擺喺佢哋嗰度，政府從未好好利用。」

他續指在港府沒有預先設定配套的情況下，垃圾徵費最後很可能形同虛設，而台北市「四合一環保政策」的成功則是取決於政府有心向業界問責，並支援環保業務的運作，值得香港參考。「台北市政府立法規定邊個生產或者入口可以回收嘅物品，就要按營業額向環保署畀回收處理費，用嚟補貼將呢啲物品再資源化嘅民間團體同回收商」，既能對垃圾製造者寓禁於徵，亦可降低環保業營運成本，促進以再造物取締對環境有害的物料，以達致減廢及可持續發展。

本文翻譯及整理自EcoWatch，原文作者為Olivia Rosane

食水短缺居民需以汽水代水糖尿病死亡率三年增加30%

據紐約時報週六（7月14日）的報導，食水短缺，以及過量的可口可樂，正在為墨西哥城鎮，聖克里斯托瓦爾-德拉斯卡薩斯（San Cristóbal de las Casas）帶來一場公共衛生危機。

鎮上的一些社區一個星期只有幾次自來水供應，居民因而改為喝汽水，平均每天喝超過半加侖。

35歲任職保安的Maria del Carmen Abadía跟記者說：「汽水一向都比水更容易得到。」

由於飲品的選擇有限，Abadía和她的父母跟鎮上許多居民一樣，患有糖尿病。在聖克里斯托瓦爾鎮所在的恰帕斯州（Chiapas），糖尿病死亡率在2013年到2016年間增加了30%；是該州繼心臟病後的第二大死因，每年造成3,000人死亡。

氣候變化也是其中致水成因

科學家表示，氣候變化是該鎮食水短缺的部份原因。

墨西哥Ecosur研究中心的生物化學家Jesús Carmona告訴記者:「現在不像以前那樣子了，以前幾乎是天天，包括白天和晚上，都會下雨的。」

缺少雨水意味著以前用以來供應該鎮的水井現在沒有足夠的水。

食水被可口可樂廠以低價大量抽取 引發民眾不滿

然而，居民也把缺水的原因歸咎於當地的一家可口可樂廠，除了因為它銷售的產品，還有它抽走大量食水。該工廠與聯邦政府達成協議，可以每天抽取超過300,000加侖的水，而且是以極低的價錢來購買的——每260加侖的水，只需要10美分。

爭取乾淨食水的非牟利機構Cántaro Azul 的負責人Fermin Reygadas說：「當你看到政府當局連食水和環境衛生這些很基本的東西也沒有提供給居民，卻讓這家公司穩穩當當地去抽取我們最好的水源之一的時候，你當然會覺得很震驚。」

問題是，擁有該工廠的公司「芬沙」（Femsa）－同時擁有在拉丁美洲裝瓶和銷售可口可樂專利權－與聯邦政府之間的交易是以犧牲聖克里斯托瓦爾鎮為代價的。

凱特林大學（Kettering University）的社會科學家Laura Mebert跟記者說：「可口可樂的錢是付給聯邦政府的，不是地方政府……而聖克里斯托瓦爾鎮的基礎設施卻在逐步崩潰。」

民眾對芬沙公司的怒火導致2017年的一場抗議活動，示威者要求工廠關閉。他們戴著面具，高舉十字架說：「可口可樂謀殺我們！」

聖克里斯托瓦爾鎮一直缺乏污水處理廠，芬沙公司本來去年想要在該鎮建造一所污水處理廠，但與居民的緊張關係使芬沙擱置了這計劃。

可口可樂公司發表了一份回應紐約時報報導的聲明，聲明中表示，裝瓶工廠是以市場價來購買原水的，而該公司在過去十年一直與當地社區合作建造水箱、天台雨水收集設施，以及開展節水工程。

該聲明指出：「我們也同意過多的糖對任何人的健康都是不利的，這也是為什麼我們在世界各地採取行動，幫助人們從我們的產品中摄入少一些糖份。」聲明還表示他們在墨西哥銷售的產品中，有45%是低糖或無糖的。

涉嫌操縱輿論 誤導公眾

然而，該公司對於其產品的健康益處的資訊提供，一向存在誤導公眾的詬病。

就在2015年，可口可樂被揭發贊助非政府組織「全球熱量平衡網（Global Energy Balance Network, GEBN）」 來提出主張，表示運動，而非限制卡路里的攝入，是減肥和保持健康的最佳方式。在2015年3月揭露的文件中，可口可樂甚至表示，在「體重增加的原因」這愈趨激烈的辯論戰中，GEBN是一個新「武器」。

類似的操縱策略就是可口可樂在恰帕斯州越來越流行的原因之一。

在上世紀60年代，可口可樂和百事可樂就經常以土著語言配上以穿戴傳統服飾的索西族（Tzotzil）原住民來做廣告。

可口可樂此後就融入了當地的文化和宗教裡面。在附近的城鎮San Juan Chamula，當地教堂的信徒們就會用雞和汽水來祈禱和祭祀。很多索西族人甚至相信這種飲料具有治療作用。

 「可口可樂是在侮辱我們、玩弄我們，」當地的社運人士Martin López López跟紐約時報記者說。「他們拿走了我們純淨的水，然後加以染色，再在電視上欺騙我們，說那是生命的火花。然後把錢拿了就走人。」

錢本立

目前，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以下簡稱“一帶一路”）前景黯淡。英國《金融時報》在2018年7月發表的一篇文章指出，自2013年以來，中國在66個“一帶一路”國家中投資的1674個基礎設施項目，有234個遇到了困難。^[1]最近一個引人注目的問題發生在馬來西亞——新當選的總理馬哈蒂爾·穆罕默德正式訪問北京後取消了雙方價值200億美元的東海岸鐵路項目。^[2]

馬哈蒂爾的主要目的可能是迫使中國做出更多讓步，而不是退出“一帶一路”；但他關於“新殖民主義”的講話^[3]確實反映了“一帶一路”國家普通民眾的擔憂：巨額債務，不受管控的跨國公司，幕後交易，對資源和環境的掠奪，當地社區的流離失所等等。世界各地的進步人士也一直對這些問題持有批評，去年在香港舉行的“‘一帶一路’和‘金磚國家’人民論壇”就是例子^[4]。然而，這些批評往往集中在“一帶一路”對其他國家造成的不利影響，而忽視了它在中國國內的影響——其中包括腐敗、國內財政緊張、仇外情緒出現等等。

與以往的殖民主義或帝國主義國家不同，中國的普通民眾似乎並沒有受益于本國的擴張戰略，而且還會成為中國統治階級全球野心的受害者。但在進入這些議題之前，應先討論一下中國共產黨（以下簡稱“中共”）開展“一帶一路”的動機。

中國資本主義不可避免的道路

資本必須產生利潤，這是資本主義的金科玉律。“一帶一路”開始之時，中國經濟已經經歷了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長，國家和私人資本家都積累了大量資本。以中國外匯儲備為例，1980年12月僅為22.62億美元，但到了2014年6月，已經猛增到39932.13億美元。^[5]

上圖：2008到2018年中國外匯儲備變化圖（來源：中國人民銀行）

其實，由於國內市場規模有限，再加上一些其他考慮（比如為了確保能源和資源供應），中國政府早在上世紀末就已經開始推動全球投資。1999年，政府啟動了“走出去戰略”，以促進中國海外投資。效果是顯著的。根據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UNCTAD）公佈的統計資料，2000年中國大陸對外直接投資（OFDI）僅為9.16億美元，但到了宣佈“一帶一路”的2013年，這一數字已急劇增加到1078.44億美元，2017年則達到1246.3億美元。而且這還不包括金融投資。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作為中國對外投資的重要管道，香港的資料是分開統計的，其在2014年也達到了前所未有的1240.96億美元。^[6]

俄國馬克思主義者布哈林在其著作《帝國主義和世界經濟》一書中指出，資本主義發展有兩種趨勢。一是國際化趨勢，推動資本在全世界尋求新的投資、市場、資源和廉價勞動力。二是國家化趨勢——資本在全球競爭中會向母國尋求幫助和保護，甚至成為國家資本主義公司。^[7]中國的資本主義發展也不例外：一方面向海外擴張，另一方面對外直接投資大部分來自國有企業（SOEs）——直到2012年，私營企業在這方面的份額也從未超過10％^[8]。在這兩個趨勢之下，出現一個國家戰略來整合巨額對外投資就成了順理成章的事情。

在中國政府的官方宣傳中，“一帶一路”有五個主要目標：政策溝通，道路聯通，貿易暢通，貨幣流通，民心相通。直白地講就是：與“一帶一路”國家簽署經濟協議，進入新的市場; 促進中國投資; 確保食品、資源和能源的供應; 出口中國的產品和服務; 提升人民幣作為全球貨幣的地位;以及增強中國軟實力。^[9]這些目標與其他大國的追求相比並非野心勃勃，但卻在實現過程中發生了變異，以至於產生了計畫之外的後果。

變異的議程

“一帶一路”的出臺，首先就是一個倉促之舉。“一帶”（絲綢之路經濟帶）和“一路”（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這兩個概念，是2013年習近平訪問哈薩克斯坦（9月）和印尼（10月）時首次提出的。僅僅過了一個月，中共中央全體會議就正式宣佈其為國家戰略。在如此短的時間內，黨和政府之內是否有過廣泛討論都值得懷疑，更不用說仔細研究可能的負面影響和隨之而來的阻力。

習近平2012年11月成為中共總書記，在此之前他在黨內只能算是一個平庸人物——當然，這可能也是前代領導人選擇他來接班的原因之一[^10]。為了鞏固權力，習近平和他的追隨者需要儘快炮製出響亮的政治和經濟成就。“一帶一路”的提出無疑也帶有這種目的。實際上，一些主要項目在2013年之前就已經開始談判或動工了。例如，中巴經濟走廊的規劃始於穆沙拉夫當政期間^[11]; 而瓜達爾港的建設協定，則早在2001年就由朱鎔基簽署，一期工程也在2006年完成[^12]。將這些現成的海外項目打包在一起，安上閃亮的新名頭，無疑是習近平獲得“政績”的快捷方式。

隨著習近平力權力和權威的擴大，“一帶一路”也獲得了越來越多的資源。中國國家開發銀行和中國進出口銀行是其主要資金來源。前者在2017年承諾將在三年內提供2500億人民幣的專項貸款^[13]; 而後者的相關未償還貸款截至2018年第一季度則已達到8300億人民幣^[14]。但資金來源並不止這些。2014年中國政府承諾投資400億美元建立國有的絲路基金，為“一帶一路”項目提供投資；2017年習近平又承諾追加145億美元^[15]。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AIIB）也承諾為“一帶一路”提供資金；根據2014年簽署（並於2015年12月生效）的協定，該銀行初始資本為1000億美元。^[16]中國銀行也為“一帶一路”發行過四輪國際債券，總價值超過100億美元。^[17]

如此快速增長的海外投資，其效果和盈利性卻令人懷疑。實際上在2017年，政府不得不採取一系列措施來加強監管，其中包括引入更嚴格的制度來審核國有企業的海外投資^[18]。財政部也發佈了《國有企業境外投資財務管理辦法》，旨在控制金融風險^[19]。

在“一帶一路”提出的最初幾年，體制內的學者——如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的黃益平^[20]和中國社會科學院的張蘊嶺^[21]，仍然會發出批評和警告的聲音。但隨著“一帶一路”與習近平執政成績的關聯越來越緊密，這些聲音也逐漸消失。2017年，中共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甚至將“一帶一路”寫入了黨章。^[22]換言之，習近平個人崇拜的構建，使得對“一帶一路”的懷疑和挑戰成為了禁忌，政府和金融機構也只能對相關項目大開綠燈。

腐敗的溫床

馬來西亞^[23]、吉爾吉斯斯坦^[24]等國都已爆出“一帶一路”相關的腐敗醜聞。在國內，輕鬆上馬的項目和巨額資金同樣為中國官員提供了自肥腰包的大好機會。根據中國最高人民檢察院網站的文章，在“一帶一路”項目決策、審批、征地和物資採購過程中都出現了腐敗現象。^[25]

2017年，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四局局長曹白雋被開除黨籍，並受到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調查。他曾參與中國與非洲國家的農業合作，負責與相關政府高級官員聯絡。這些項目後來也納入了“一帶一路”，而官方公告則稱，曹白雋參與了與其職務相關的營利性活動並獲得了報酬，但未提供詳細資訊。^[26]

還有傳言稱，前中央政治局委員兼重慶市委書記孫政才，曾將10億人民幣的“一帶一路”資金撥給其情婦在香港的空殼公司——這也成了其政治對手使他落馬的罪名之一。^[27]

由於中國的反腐運動並不透明性，加上當局努力維護“一帶一路”的形象，所以外界很難獲得相關腐敗的細節或驗證謠言。不過，自2013年以來，中國國有企業已有170名高級管理人員遭到起訴。^[28]國有企業是參與“一帶一路”項目的主力，如此多的高管出現問題，很難讓人相信沒有涉及“一帶一路”。美國《外交政策》雜誌發表的一篇文章描述了中國國有企業的腐敗方式：

......在與東道國達成協議後，資金會直接轉入中國國有企業的國內銀行帳戶，項目使用的建設材料通常也來自中國。這是北京在非洲廣泛使用的模式：高層對項目點頭之後，政策性銀行將予以資金支持，具體實施則交由國家或省級國有企業，但相關的政治和金融風險評估或市場調查通常只是做做樣子，甚至完全不做。

雖然項目的大部分資金永遠不會離開中國，但購買大量設備和材料——如鋼鐵、混凝土和木材等，為各種類型的腐敗提供了充足機會。事實上，由於一些國家的商業和監管環境存在系統性腐敗，中國公司也只能通過賄賂來獲得必要的當地支持。腐敗的方式還包括回扣，賄賂貸款官員，虛報採購訂單和採購低價建築材料等......^[29]

國內財政不足

即使不計算腐敗，到目前為止“一帶一路”也是使國家賠錢而不是盈利。大多數基礎設施項目都是長期投資，雖然可以出口中國生產的產品——鋼鐵、混凝土和機械等，但也是通過中國提供的貸款來支付。此外，有些時候中共更希望控制“一帶一路”國家的公路、鐵路或港口，而不是收回投資和利潤——斯里蘭卡的漢班托塔港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30]

也有異見人士認為，中國的統治階級成員把“一帶一路”當成了洗錢手段^[31]，甚至有可能是在故意將國家財富轉移海外，以備中共政權崩潰後有條後路^[32]。

這些陰謀論同樣是難以驗證的。不過，中國政府確實有譴責一些私營企業將資產轉移到海外的行為。^[33]

最著名的例子就是中國前首富王建林創立的萬達集團。在過去幾年中，王建林出售了萬達80％的國內資產，並在海外收購了價值超過2500億人民幣的資產。^[34]萬達的這一戰略最終激怒了中國政府。2017年，王健林被迫做出“把主要投資放在中國”的決定[35]；截止到2018年初，萬達已出售了價值2000億人民幣的海外資產^[36]。

在海外投資過多不可避免地加劇了國內的財政不足，而且不利影響已經出現。

去年9月，湖南省耒陽市的一群學生家長組織了一場抗議活動，其中一名父親被員警強行帶走後，他上小學的女兒痛哭的視頻被傳到網上，在短時間內引發了社交媒體的震驚（但很快被審查機器全面刪除）。

引發抗議的直接原因是湖南省政府要求限制班級學生人數，缺乏公共教育資源的耒陽政府於是強制1萬多名小學生轉去一家私立學校——後者費用更高，宿舍也因剛剛裝修完而存在甲醛超標問題。^[37]

上圖：耒陽抗議的視頻截圖（圖片來源：YouTube^[38]）

這一事件是中國國內財政困境的縮影。根據《華爾街日報》的一篇文章，耒陽的政府未償還債務到2017年底已達24.64億人民幣，是其財政年收入的111％。^[39]因此政府在教育、醫療和社會福利方面的支出難免會受到影響。另一篇文章就指出，2017年該市一般公共預算累計完成221696萬元，同比下降18.36%；截至2018年5月31日，市財政收入累計完成80726萬元，同比下降15.35%。財政疲軟導致公立學校教師工資偏低，於是出現師資不足——這也是班級學生超額的原因之一。^[40]

耒陽的情況只是冰山一角。反應國內財政缺口的例子還有很多，比如黑龍江省的養老保險赤字^[41]和各地退伍軍人因不滿福利待遇而組織的抗議^[42]。

此外，為了遏制財政不足引起的社會動盪，中共在維穩方面的花費也越來越多，2017年已經占到政府支出的6.1％，相當於1960億美元。^[43]我們也可以假設，如果“一帶一路”的一些資金沒有投入海外，而是用於在國內建設公立學校和增加教師工資，那麼耒陽的抗議活動就不會發生，調遣員警鎮壓抗議的維穩費用自然也可省下。因此，即使從統治階級的角度考慮，不顧國內大肆投資海外也並非明智之舉。

軍備競賽與“戰狼”崛起

在海外投資承建大型建設和基礎設施項目，意味中國政府需要做出巨大投入來保護其資產和人員。海盜、地方軍閥和中國的競爭對手都可能是威脅因素。^[44]比如，為了遏制中國，美國奧巴馬政府早在2012年就提出了所謂的“重返亞太（pivot to Asia）”戰略，其中包括計畫將60％的美國海軍力量重新部署到該地區。因此，軍事建設，尤其是一支現代化的藍水海軍，就成了中國海外戰略的必要條件。

目前的情況是中國已經建成了世界第二大的海軍（以噸位計算）。它在過去十年中建造了100多艘水面戰艦和潛艇，使海軍現役艦艇數量達到了317艘，甚至超過了美國海軍的283艘。^[45]而且這一勢頭並沒有減速的跡象。在撰寫本文時，中國在建的主力艦至少包括兩艘航空母艦和八艘055型“超級驅逐艦”——後者的噸位實際上已經達到了美國巡洋艦的標準。

上圖：中國海軍第一艘航母遼寧號在編隊訓練。（圖片來源：紐約時報，Agence France-Presse—Getty Images）

雖然中國海軍的總體技術水準和戰鬥經驗仍然落後于美國海軍，但其巨大的規模已經讓北京擁有了在爭議水域展示強硬姿態的自信。其在南海建造人工島嶼以及圍繞這些島嶼引發的海上對峙就是例子。^[46]

中國的軍事建設和強硬態度不可避免地加劇了該地區的軍備競賽。2017年韓國的國防開支增加了4％，達到創紀錄的365億美元。日本的國防預算也達到了前所未有的436億美元，首相安培晉三還宣佈修訂憲法第9條（即“放棄發動戰爭的權利”）的最後期限為2020年。^[47]同樣處於該地區的印度、臺灣、澳大利亞和越南也在加強軍力。^[48]

當然，美國的反應是最強烈的。2018年5月，美國太平洋司令部改名為印度-太平洋司令部，有分析認為這正是為了遏制中國在該地區的影響力。特朗普政府繼續執行了前任政府計畫的海軍力量轉移——現在接近60％的美國海軍水面艦艇和超過60％的潛艇已處於印度-太平洋司令部麾下。^[49]

作為該地區和世界最大的霸權主義力量，美國當然要首先為這一輪軍備競賽負責。但我們也必須認識到，中國為了挑戰甚至取代美國的地位而大肆擴張軍力，實際上也大大增加了戰爭的風險。

如果北京繼續實施擴張戰略，就必須在軍事建設上投入更多資金來保護其海外利益。然而，在目前的經濟形勢下，進一步增加軍費開支意味著要削減教育、社會福利或其他公共支出，結果無疑會導致更多群體性事件。 

上圖：2000-2016年中國軍費（單位：十億美元）及其占GDP比例的變化。（來源：世界銀行）

另一方面，中國的海外擴張也是中共民族主義宣傳的重要內容。最近有兩部熱門電影——《戰狼2》（2017年）和《紅海行動》（2018年），主線劇情都是中國士兵維護中國在非洲的國家利益。前者包括這樣一個場景：為了保護中國公民，中國海軍驅逐艦發射巡航導彈攻擊了位於某主權國家領土內的目標，而且影片中該國並未與中國處於交戰狀態。後者的故事則是中國派遣海軍特種部隊前往發生政變的某國展開軍事行動

《人民日報》稱讚《戰狼2》向世界展示了“中國式超級英雄”，並“喚起了許多人的愛國熱情”。[50]許多企業、政府部門、學校等機構都組織員工或學生集體觀看這部電影，有時甚至是強制性的。以至於該片成為了2017年全球票房收入第八高的電影，達到8.74億美元。^[51]

上圖：在中國社交媒體上，有人發帖稱自己單位組織員工觀看《戰狼2》，並要求強制參加。

有趣的是，反對這種民族主義狂熱主義的人們也開始在社交媒體上把親共的民族主義者譏諷為“戰狼”。例如，在英國保守黨年會上打斷批評中國政府講話的中央電視臺記者^[52]，就被線民戲謔地稱為“狼戰士型記者”。^[53]

然而，一些非官方的“戰狼”言論往往過於極端（比如在網上叫囂“核平”日本或臺灣），與“一帶一路”試圖打造的和平形象截然相反，無疑也另中共陷入外交被動之中。此外，如果習近平沒能堅持他所承諾的強硬立場，“戰狼”的憤怒還可能會指向中國政府。

民族主義必然會導致仇外心理，而且往往難以控制，這是中共要面臨的另一個困境。為了實現加強軟實力的目標，中國招收了大量來自“一帶一路”國家的留學生。2017年，這些學生已達31.72萬人，占在華留學生總數的64.85％。^[54]他們享受比中國本土學生更好的福利，例如有更多獎學金^[55]、更好的宿舍條件^[56]和更多的學習資源^[57]。這種“友邦優先”的政策反而令“戰狼”們格外排斥來自“一帶一路”國家的在華人士。例如，去年社交媒體就有很多言論指責來自非洲的留學生是中國愛滋病病例大增的主因。^[58]

“一帶一路”樞紐處的種族清洗

按照官方宣傳，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是“絲綢之路經濟帶（一帶）”的前沿和樞紐，北京也承諾“一帶一路”將為新疆帶來繁榮。^[59]從經濟資料來看，這一目標確實有所實現。比如，2012至2016年間，新疆年均GDP增長率為9.3％，高於全國水準^[60]；2017年，新疆的固定資產投資為全國最高，有超過5萬家公司在該區成立或設立分支。^[61]

但是，對於新疆的少數民族來說，卻又是另一番景象。最近，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辦事處（OHCHR）審查了一份人權組織提交的報告，其中譴責中共在新疆設立集中營關押多達一百萬的穆斯林人口，引發世界譁然。[62]這份報告還稱：

......政府部署了軍事化安保措施、入侵式警力和社區監督，還使用了“大資料分析”技術; 數十萬人強迫進入“再教育營”; 少數民族的語言、文化和宗教受到嚴格限制......

新疆實施這些歧視性安保措施是中共最高層的決定：中共總書記和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2014年5月宣佈開展全國反恐運動，但重點是在西部地區。習近平曾表示，為了“嚴厲打擊暴力恐怖活動”，中國必須“大力提高群防群治預警能力，築起銅牆鐵壁、構建天羅地網”。新疆的地區穩定和國家控制對於“一帶一路”的成功至關重要，因為此地是中國與中亞、南亞、歐洲和中東的貿易和投資的主要陸上樞紐。早在2009年，中國就開始在新疆廣泛建設安保基礎設施；2016年習近平任命陳全國為新疆黨委書記之後，建設速度更是大大加快。^[63]

為了回應這份報告和相關的國際批評，中共發起了一系列公關活動，試圖粉飾“再教育營”。2018年9月，外交部長王毅在紐約表示，新疆2000萬人民支援政府採取的措施，因為這讓他們感到安全，晚上“可以睡個好覺”。^[64]《環球時報》主編胡錫進也在自己的社交媒體帳戶發佈視頻描繪“再教育營”中維族婦女的“幸福生活”。^[65]該報的另一篇文章則描述了營內生活的更多好處：有工作，有體面的收入，可以脫貧，有整潔的宿舍等。^[66]然而，中國社交媒體上卻有人將這些公關活動與奧斯威辛集中營入口處那句著名口號聯繫起來——“Arbeit macht frei”，即“工作讓你自由”。^[67]

近年來新疆的暴力和恐怖主義事件的確有所增加，但主因是資本主義發展造成的穆斯林社區流離失所以及中共推行的漢化政策——比如用工作和教育機會為籌碼迫使少數民族放棄自己的語言、文化和宗教。^[68]

就像中國其他地區的漢族民眾反抗土地掠奪和強拆一樣，新疆的少數民族也是在保衛自己的家園。後者的反抗往往更加激烈和堅定，導致北京必須採取更殘酷的鎮壓。然而，新疆也是中國21世紀威權主義的試驗場。許多曾首先在該地區使用的獨裁手段，比如大資料技術、面部識別、虹膜識別和手機掃描器等^[69]，後來都出現在了中國其他地區。因此，如果將來其他省份出現類似的“再教育營”，也是不足為奇的。

新疆的現狀表明，在中國的統治者眼中，為了實現“一帶一路”的“偉大目標”，普通民眾的利益是可以犧牲的。任何有良知的人都必須承認，任何經濟成就或國家利益都不能為這些暴行開脫。

結論

根據新華社報導，2017年“一帶一路”取得了76項重大成就和270多項具體成果，其中包括各種國際條約、合作、項目、投資和援助。^[70]2018年是“一帶一路”五周年，中共宣傳機器同樣炮製了很多讚美文章。但是，這些宣傳卻幾乎沒有提及“一帶一路”給中國人民帶來的好處，也沒有發佈“一帶一路”促進就業、外匯儲備或國內生活水準增長的相關資料。雖然不能因此得出結論說“一帶一路”沒有產生任何積極的國內影響，但今天中國的現實——經濟困境、社會不穩、對內鎮壓加劇等，已經表明“一帶一路”並沒有推動國家走向光明的方向。

2019年政府垃圾徵費方案公聽會前場外示威

香港政府自2010年起草《都市固體廢物收費》方案至今已有八年，全球化監察作為關註環保及工人權益團體，一直密切跟進垃圾徵費議題。我們認為，垃圾徵費應從源頭徵費，即是生產者責任制為主軸的徵費制度，落實真正的污者自污原則，以減少廢物。按目前方案，垃圾徵費向市民徵收，三人家庭每月將多付若港幣30元的垃圾處理費。全球化監察堅決反對目前方案，全因單獨懲罰性徵費過往從未能減廢、徵費只令違法棄置垃圾的情況更嚴重，加劇前線清潔人員工作量，提高他們過勞及工傷的風險。

縱觀十年以來，堆填區接收的家居垃圾數量一直下降，反而總體工業垃圾量不減反升。港府於2006年實施建築廢料收後，雖然堆填區棄置量減少，但大量建築廢物散落社區，包括民間堆填（漁塘和棕地）、非法棄置（山邊，官地和街道）和混和垃圾處理。十年間，非法傾倒投訴由2006年的3242宗倍增至2016年的7014宗。非法棄置問題嚴重，皆因各部門無力打擊違法者。環保署2013年接獲近3000宗非法傾倒建築廢物及其他廢物投訴，但檢控數字只有173宗。非法棄置問題未解決，沒有使用指定垃圾袋的垃圾未來又如何解決？沒有源頭減廢，垃圾徵費只令前線清潔員百上加斤。

「徵費龍唔得登場」

《都市固體廢物收費條例草案》經歷三屆環保局局長任期仍未能在立法會成功立法，可見此議題備受爭議。2018年11月，草案正式進入二讀階段，事前未有卻進行公眾咨詢，全球化監察聯同其他15個團體召問記者會，表明反對方案，詳見新聞稿。2019年1月7日是立法會委員會第二次會議兼公聽會，時任環保局局長黃錦星卻未有出席聆聽市民意見。全球化監察、社區前進、清潔服務業職工會及其它團體在會前示威，抗議方案。我們亦聯同吉祥物「徵費龍唔得」，其構思來自政府過往政策的失敗與推卸責任，集中「唔得」之處：

「減廢唔從源頭入手，唔得！

徵費迴避商界責任，唔得！

背心膠袋不減反增，唔得！

建築廢料隨街棄置，唔得！

清潔工友百上加斤，唔得！」

全球化監察代表鄧立賢先生亦有參與公聽會發言，質疑政府施政違背分配公義，方案混淆責任誰屬。他強調在外國例子中，生產者責任制才是重點政策，現時垃圾徵費先於生產者責任制是本末倒置。無國界社運的一位市民區龍宇先生亦指出，在資本主義體制下，商人為了追求更大利潤，他們鼓吹過度消費，令消費者購買額外產品，例如近年HSBC的廣告宣傳「同一對鞋一個月不想穿多過兩次」，說明消費主義的荒謬之處。他再補充，大型超級市場經常出售賣含大量過度包裝的食品、物品，當中不少以難以回收及分解的塑膠作為包裝，一旦現時垃圾徵費方案實行，市民要為此額外交費，甚不公平。

針對現時全港的單幢大廈，社區前進幹事李國權指出，現方案缺乏配套政策，連政府的政策都不願意在「四無大廈」（即無業主立案法團、無管理公司、無居民組織、無清潔工）處理垃圾。社區前進幹事朱江瑋再補充，方案只針對基層市民，放過工業、商業界、旅客所製造的垃圾，而「四無大廈」本身已要處理大量維修、消防及舊樓宇問題，現在再加上垃圾徵費，令他們處境雪上加霜。職工盟項目幹事杜振豪質疑政府沒有同時推出生產者責任制，是放生商界，惟獨懲罰市民。他擔心徵費反會產生反效果，導致嚴重的非法垃圾棄置問題。

氣候變化刻不容緩，全球化監察今日來到遮打花園，響應香港學生發起的氣候罷課遊行。學生團體有向警方申請不反對通知書，但警方並未就是次遊行進行封路，令參加者需要繞道到太古廣場到達政府總部，增加危險性。遊行開始後，參與者沿途高喊「Earth is Dying, No Denying」不要否認地球正在死亡、「Climate Action Now」立即正視氣候問題等英文口號。據蘋果日報報導，是次遊行有將近一千人參與。

香港行動由國際學校學生發起，17歲少女Zara Campion和Elisa Hirn是 Student Strike for Climate Action Hong Kong/香港學生為全球變暖罷課的發起人。從遊行隊伍可見，有不少本地團體都有參與行動，例如土地正義聯盟、Greenpeace 綠色和平- 香港網站、Friends of the Earth (HK) 香港地球之友、國際特赦組織香港分會Amnesty International Hong Kong。到達政總後，學生代表要求政府代表接信，最終政府派代表出場接信，但是環境局局長黃錦星Wong Kam Sing和教育局局長均沒有現身。

樂見這次國際關注氣候變暖行動是由本地年青國際學校學生發起，號召了很多外籍人士參與，非常有意義，希望下次行動有更多本地學生參與。

中國自1979年實行改革開放政策以來，經濟在這四十年間經歷了巨大的變化。以製造業為主的經濟模式使中國變身為「世界工廠」，國內生產總值取得了驚人的增長率；再加上90年代開始，湧入大量的外商直接投資，快速的經濟發展被稱為「中國奇蹟」。但是，追求這種發展模式和高增長率的背後，是許多中國工人和生態環境付出的沉重代價。

近三十年的大量開發給中國工人帶來的負擔已經清楚可見。很多工人都是在具危險及污染的勞動條件下工作，換取微薄的工資；並且經常會遇到僱主違反其勞工權益的情況。這大大影響了他們的健康和整體的生活狀態。與此同時，中國的經濟增長也嚴重破壞了自然環境，進一步影響人類的健康。今天，工業污染已經是一個非常嚴峻的問題，而且影響範圍不僅僅是當地城市。有調查指出，農村工廠因為缺乏大量資金、採用過時的技術、依賴煤炭燃料，以及沒有嚴格落實減輕環境污染的措施，它們對環境的破壞往往不限於當地；該報告估計，全國三分之二的空氣污染和水質污染問題都是這些農村工廠引起的[1]。這些污染問題使中國一方面要付出高昂的環境和人力成本——導致更高的健康成本、降低生產力、破壞基礎設施，以及對農業和食品安全都產生不利影響；一方面也威脅到未來的發展和增長力度。

雖然問題源自於工作場所，但其實工業危害和環境污染同時是勞工和環境的相關問題。它們都具有類似的成因，而且在某些情況下，同一班人的家庭環境和工作場所都受到了影響。

自1979年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中国的经济在这四十年间经历了巨大的变化。以制造业为主的经济模式使中国变身为“世界工厂”，国内生产总值取得了惊人的增长率；再加上90年代开始，涌入大量的外商直接投资，快速的经济发展被称为“中国奇迹”。但是，追求这种发展模式和高增长率的背后，是许多中国工人和生态环境付出的沉重代价。

近三十年的大量开发给中国工人带来的负担已经清楚可见。很多工人都是在具危险及污染的劳动条件下工作，换取微薄的工资；并且经常会遇到雇主违反其劳工权益的情况。这大大影响了他们的健康和整体的生活状态。与此同时，中国的经济增长也严重破坏了自然环境，进一步影响人类的健康。今天，工业污染已经是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而且影响范围不仅仅是当地城市。有调查指出，农村工厂因为缺乏大量资金、采用过时的技术、依赖煤炭燃料，以及没有严格落实减轻环境污染的措施，它们对环境的破坏往往不限于当地；该报告估计，全国三分之二的空气污染和水质污染问题都是这些农村工厂引起的[1]。这些污染问题使中国一方面要付出高昂的环境和人力成本——导致更高的健康成本、降低生产力、破坏基础设施，以及对农业和食品安全都产生不利影响；一方面也威胁到未来的发展和增长力度。

虽然问题源自于工作场所，但其实工业危害和环境污染同时是劳工和​​环境的相关问题。它们都具有类似的成因，而且在某些情况下，同一班人的家庭环境和工作场所都受到了影响。

摘要

本報告揭露香港及中國內地母乳代用品供應商(奶粉商) 違反道德、不負社會責任的營銷手法，並指出中港政府目前針對這個產業的規管有何不足。

世界衛生組織建議嬰兒生命的前六個月應以純母乳餵哺，而六個月至兩歲之間則應以其他安全和營養充足的食物來補充母乳餵哺。這一建議充分反映了母乳是給嬰幼兒的最佳營養來源的事實。然而，即使世衛採取了各種推廣母乳餵哺的措施，全球純母乳餵哺率仍維持在百分之四十的水平。這個比率在香港及中國大陸更低，而中港兩地正是配方奶粉產業全球最大及發展最迅速的市場。

研究發現，推廣嬰兒配方奶粉與母乳餵哺的減少有關，而配方奶粉的營養價值和其背後的科學根據亦一直備受質疑。我們進行這項研究正是為了分析目前奶粉商在中港兩地的營銷行為，以了解它們如何推廣和開發其產品，以及這些行為對母乳餵哺普及的影響。本報告跟進兩份較早前發佈，檢視奶粉商營商手法的報告：《榨乾榨淨- 奶粉公司把牟利凌駕科學》及《打破奶粉商科學神話》。

本報告首先調查香港地區主要奶粉商的產品多樣化手段，其產品成份和營養素背後的科學根據和使用的推銷陳述的科學嚴謹度，以及將「高檔化」產品標價特高的道德問題(第二章)。報告亦記錄了奶粉商在商鋪中使用的推銷手法和其產品廣告，並指出這些推銷手段如何違反世衛《守則》，當中包括誤導公眾、令照顧者高估配方奶粉產品的功效和益處、甚至貶低或削弱母乳餵哺(第三章)。 最後，報告評估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總局新推出的配方奶粉產品註冊制度能否有效減少市面有售的配方奶粉產品數量，以及制止奶粉商作出誤導性推銷陳述 (第四章)。

主要發現

本報告有多項重要發現。在產品高檔化方面，我們發現奶粉商經常：

·      以不同的品牌系列同時推出非常類似的配方，巧立名目(第11至12頁，第16頁)；

·      扭曲科學研究結果以支持其推銷陳述(第12至13頁)；

·      引述缺乏嚴謹和獨立性的科學研究，以支持它使用的保健、營養和功能聲稱；這包括引述奶粉商自家聘用的研究員的研究，構成潛在利益衝突(第18頁)；

·      生產聲稱能夠改善或避免嬰幼兒對牛奶蛋白產生過敏的所謂「醫藥化」配方奶粉；這些產品依賴沒有足夠科學根據證明其效用的水解技術(第19至20頁)；

·      誇大產品的營養價值，甚至暗示它可以比擬母乳(第25至27頁)。

奶粉商經常運用上述策略將某些產品包裝或呈現為「高檔」產品，並收取更貴的價錢。這不但利用了照顧者希望為嬰兒提供最佳營養的心理，更可能貶低了母乳的價值和削弱母乳餵哺的普及，因為奶粉商往往誤導消費者相信這些產品與母乳的營養價值相近。

我們特別調查雀巢有否遵守於去年三月就《打破奶粉商科學神話》報告與改變市場基金會及全球化監察會面後作出的承諾。當時雀巢承諾於2018年底前將含有蔗糖的十二個月以下配方奶粉下架，移除超級能恩系列的產品包裝上有關雲呢拿調味劑的陳述，並停止在設計給十二個月以下嬰兒的產品當中添加雲呢拿調味劑。我們發現雀巢並未履行所有承諾：

·      雀巢仍然保留著超級能恩包裝上「不添加蔗糖、雲呢嗱味或調味劑，讓嬰兒健康成長」的陳述，即使雀巢在其他產品有使用雲呢拿調味劑(第23頁)；

·      雀巢有三種二段嬰兒的配方產品(在香港發售的惠氏S-26 Ultima SMA、在內地發售的惠氏爱儿乐及惠氏启赋) 仍含有數種雲呢拿調味劑。我們發現改變市場基金會及全球化監察原先發現含有香蘭素S-26 Ultima SMA批次已經不再有售，但更新包裝後的S-26 Ultima SMA仍然含有香蘭素。雀巢選擇優先處理更新產品包裝，竟擱置移除產品中可能對嬰兒的代謝系統帶來不必要負擔的成份，令我們非常失望(第24頁)。

在不當營銷行為方面，我們發現奶粉商經常違反世界衛生組織在1981年實施的《國際母乳代用品營銷守則》，以及世界衛生大會後來通過的決議。這些手段包括：

·      透過推廣較大年齡段配方奶粉產品和輔食來間接推廣嬰兒配方奶粉；這些產品的包裝設計均與嬰兒配方奶粉產品類似，而且有相近的營養價值聲稱 (第30至33頁)

·      在電視和網上廣告理想化和美化配方奶粉餵哺(第34至35頁)

·      以看似中立的嬰幼兒營養關注團體，推進配方奶粉業界利益(第35頁)

我們檢視了中國政府自2018年起開始局部實施的《嬰幼兒配方乳粉產品配方註冊管理辦法》(新法)，發現新法訂定的產品配額制度無法達到預期效果。制度的原意是限制配方奶粉產品巧立名目的情況，但由於配額制度只套用於個體企業(如子公司)而非整個集團公司，奶粉商變相可以輕易繞過這個限制 (第42至45頁分析伊利的做法；第45至47頁分析雀巢)。這個制度對產業巨頭有利，因為它們更有財力建立子公司或聯營企業，以註冊更多種類的產品。另一方面，雖然新法成功除去產品包裝上誤導、不符合科學實證及誇張失實的陳述，但這些資訊在網頁、電視及社交媒體仍然氾濫(第49至52頁)。

我們在結論(第五章) 針對配方奶粉產品不當營銷手段提出了詳細的政策建議，希望有助政府設計更有效的法例及執法機制(第55至56頁)。我們建議政府：

1. 成立專責部門執行規管政策；
2. 確認應受管制的產品，並分析它們如何被開發和推銷；
3. 根據第2點的分析，修改現行法例及訂立新法；
4. 提升公眾意識及凝聚政治力量，以協助有效執法。

我們亦向奶粉商提出一系列要求(第57頁)。

我們將本研究的發現和我們的指控寄給相關的奶粉商，讓它們閱讀並回應。本報告的附錄完整收錄了它們的回應以及我們的回覆。

我們希望透過揭發奶粉商不道德的營商手法以及指出現行法例及制度的漏洞，能夠逼使奶粉商為其行為負責及為全球保護母乳餵哺運動出一分力。因為時間及資源所限，我們無法了解嬰兒配方產業的全貌，而由於中港兩地是配方奶粉產業最大及發展最迅速的市場，我們選擇優先分析中港多個主要奶粉商的營商手法以及兩地的相關監管制度。我們期望更多關注母乳餵哺及跨國奶粉商的營商手法的團體持續研究各地的同類情況，讓我們更完整地認識世界各地威脅母乳餵哺普及的行為。